【我要印】訊：六十花甲，萬象更新。新中國的少兒出版業與共和國同步，走過了60個春秋。60年來，新中國少兒出版在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厚重發展，成為一個格局合理、體系完備、市場活躍的朝陽出版文化產業;60年來，新中國的少兒出版從短缺到繁榮，從簡陋到精致，從封閉到開放，成為一個年出版1萬多種少兒圖書、260多種少兒報刊，年銷售6億多冊少兒讀物，銷售額達40多億元人民幣，擁有3.67億未成年人讀者群，與世界上50多個國家有著友好出版交往的少兒出版大國。童書業六十正年輕。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和時代特色的新中國少兒出版業，是綻放在共和國大地上一朵美麗的出版之花。
　　共和國初創與童書業起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的誕生使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開始了嶄新的歷史篇章。百廢待興，百業待舉。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新中國出版事業的發展，共和國成立的第二個月，亦即1949年11月，國家就成立了出版總署，開始新中國出版業的起步、規劃、發展。作為社會主義新中國出版業重要組成部分的新中國少兒出版，也開始了童書業的起步。

　　初創的共和國的家底非常薄弱，出版業在剛剛散去戰爭硝煙的廢墟上起步。以少兒出版物為例，1950年全國出版的少兒讀物僅有466種，總印數573萬余冊，其中種數的70%、印數的59%是私營出版社出版的。而且當時全國6歲~15歲的少年兒童約1億多，平均17個少年兒童讀者才有1冊少兒讀物，呈現一種嚴重的缺書少刊的“書荒”現象。

　　新中國出版業迎難而上，國家出版總署一手抓統一全國的新華書店，把解放區新華書店成功的發行渠道推廣到全國，一手抓出版社的公私合營、國營出版社的新建及把中國的出版中心轉移到首都北京。新中國的少兒出版也納入到了這個進程中。1952年12月，新中國第一家專業少兒出版社 ——少年兒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1954年，全國基本完成了對私營少兒出版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但全國少兒圖書“奇缺”的現象依舊十分嚴重。

　　新中國成立初期少年兒童讀物嚴重缺乏的狀況，引起黨和國家各有關部門的重視。1955年8月，毛澤東主席先后兩次就“少年兒童讀物奇缺問題”作出批注、批示。

　　1955年10月5日，國務院機構設置調整后負責管理出版的文化部黨組，向黨中央呈送報告提出了加強少兒讀物出版發行工作的4條改進措施。一是“大力增加少兒讀物的品種和印數”。計劃在以后兩年中，品種逐年增加25%，印數逐年增加20%，稿酬從千字5元~15元提高到10元~30元(當時一般最高文字稿酬為25元)，并支付印數稿酬。二是“增強少兒讀物出版力量”。在成立中央級少年兒童出版社的同時，各地方出版社也要注意組織當地作家寫作少兒讀物，逐步建立少兒讀物編輯室或編輯小組。三是“改進少兒讀物的用紙和印刷質量，降低少兒讀物定價”。給京滬兩地少兒讀物的印制盡可能提供較好的進口紙，并且從1956年起降低少兒讀物印制中鉛印每印張25%和彩印每印張16%~50%的印刷費用，1956年、1957年兩年的預計價格虧損250萬人民幣，由出版事業利潤內統一調劑。四是“采取多種措施，加強少兒讀物的發行工作”。

　　1956年6月1日，團中央創辦的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在北京成立，社名由郭沫若題寫。這是共和國的第二家專業少兒出版社，從此形成了“南有上少，北有中少”的少兒出版新格局及“科普讀物找上少，思想教育讀物找中少”的少兒讀物內容新格局。

　　從1949年10月1日到1965年12月，新中國成立17年，共和國有了自己的少兒出版業。17年間，全國共出版少年兒童讀物19671種，其中新版10723種，總印數6.71億冊，總印張10.48億印張。17年間，全國涌現出了一批深受少年兒童讀者歡迎的優秀兒童讀物和作家。

　　白手起家，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新中國的童書業，伴隨著共和國初創的豪邁步伐，腳踏實地地起步了。

　　“文革”期間童書業停步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一帆風順的，也都不是平平坦坦的。和共和國的發展經受磨難一樣，新中國的童書業也經歷了“文化大革命”10年動亂的磨難。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國的少兒出版，并不因為其讀物的表現形態是充滿童心、童趣的童話、兒歌等，其讀者對象是天真爛漫的少年兒童而免于受沖擊。

　　據統計，1966年全國的少兒讀物從1965年的775種、8400萬冊直線下降到207種、2900萬冊;1967年~1969年的3年中，全國幾乎無少兒讀物出版和發行;1970年，出版了104種，其中有10個省市出版了“紅小兵”之類的讀物，其他多為“活學活用”和“樣板戲”內容的連環畫冊，計86種。從1966年到1976年，“文革”10年，全國共計出版少兒讀物4591種，其中新版3878種，總印數17.42億冊，這些打上鮮明“文革”烙印的少兒讀物，多是“紅小兵”讀物。

　　“文化大革命”使剛剛起步的新中國童書業遭受極大的損失，童書業停步了，出現了新的嚴重的“書荒”。

　　“文革”后期，全國各地要求恢復童書業的呼聲越來越強烈，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也擇機給少兒出版予以了極大關注。1970年9月17日，周恩來總理召集國務院文化組、科教組和出版口負責人開會，對出版工作提出了意見，并針對小學生復課開學后連一本小字典也買不到的嚴重“書荒”現實，指示科教組組織力量，修訂《新華字典》，爭取早日恢復出版發行。1971年2月11日，周恩來總理又一次召集出版口負責人開會，并指示召開一次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1971年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召開以后，根據“舊書也可選一點好的出版”的指示，被停業的中國青年出版社和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的部分工作人員，奉命從“五七”干�；鼐�，成立圖書清理小組，著手清理“文革”前圖書，準備重印。1972年3月，中青社、中少社圖書清理小組就青少年讀物出版問題專訪了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指出，不按青少年的需要和特點出書，只能出“樣板戲”，將來回想這一段，“不只是犯錯誤，而是犯罪!”1975年10月，經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的批示，中國青年出版社和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開始恢復出版業務，全國各地方出版社也逐漸恢復少兒讀物的出版業務。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經過10年“文革”停步的新中國童書業，又開始了新的發展進程。

　　改革開放迎來童書業飛躍

　　1978年，改革開放一聲春雷，給我國童書業飛躍發展帶來了春天，經歷過新中國初創時期起步和“文革”時期停步的少兒出版，開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