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確實很殘酷,”郭振齊說,“在規范和監管缺失的市場環境下,好行為未必會給企業帶來好的結果。”

　　在這種情況下,不難理解,羊郭二人對同業競爭者的心態十分矛盾。他們并不特別擔心產能大的紙產品生產商加入競爭。事實上,大型企業,比如玖龍紙業就曾與利樂環保工程師有過多次接觸,但遲遲沒有實質性介入。因為玖龍紙業每日總產能近三四百萬噸,若采用新的生產原料,生產線改造成本高昂,以目前的利樂包回收量來看,也無法找到足夠的原料來維持大型企業的生產線運轉。但如果利樂支持使用該原料的中小型企業過多,原料供不應求,會導致抬高收購價格,企業利潤下跌。

　　“對利樂來說,這有點像在走鋼絲時小心翼翼維持平衡一樣。”楊斌承認。利樂最終希望看到的結果,是利樂包的回收比率大幅度上升,同時,那些有良好意圖和行為準則的企業能夠勝出。

　　但與中國復雜的市場環境相比,一個企業設計商業模式的初衷有時往往會顯得過于簡單。

　　這種時時存在的矛盾心態,最近一次特別明顯地展露,是在利樂支持天藝塑膠公司開發鋁塑分離技術的階段。一方面,天藝塑膠希望自己的技術產品迅速市場化,另一方面,利樂也意識到,這個技術的應用如果推動了一批中小企業蜂擁上馬無菌復合紙包裝的處理項目,鑫宏鵬紙廠和富倫紙廠費時費力所搭建的規范、而又脆弱的回收體系又可能會被短期逐利的價格戰沖垮。

　　“但最終,包括利樂本身在內,任何企業都要服從市場規律。”楊斌說,“我們為自己認定的企業提供技術和設備資助,并不是試圖控制市場,而是試圖為他們贏得一些機會和時間。”

　　拾荒者

　　2008年夏天,羊軍在富陽的一個安徽籍合作伙伴在送貨時遭遇了一次車禍,這個回收者是羊軍在當地最好、最穩定的回收渠道之一,每天都在為他提供400到500個廢棄利樂包。這次車禍導致合作伙伴胸骨開裂,光住院和治療費就花了八千多元。

　　羊軍去醫院看他,發現他和家人正在為醫藥費和日后能否繼續工作的問題心煩意亂。

　　就在那一刻,羊軍意識到,富倫紙廠的業務是由這些居無定所、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拾荒者們所支撐的。而這些拾荒者們“毫無歸屬感,也沒有得到應有的生活保障”。這件事情給他的刺激很大。

　　如何幫助拾荒者群體,讓他們覺得“被人尊重”,同時也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經過一番思考,羊軍承認,有關的具體實行辦法,“還在考慮中”——依照《新勞動法》,將對方納入自己的企業,風險很大,而為其購買商業保險的金額又太大了。

　　“我現在能想到的,就是幫一些長期合作的核心渠道商解決社保問題。”羊軍說,“以我的實力,只能做到這么多。”

　　對利樂這些較早在中國市場推進環保項目的企業而言,已經意識到,中國巨大的拾荒者隊伍沒有組織、分散、不具法人資格的組織形態,因此也無法和企業進行交易。正是這一點,直接制約了利樂和其他大量使用包裝的跨國消費品生產企業,比如卡夫、可口可樂推動廢棄包裝的回收。

　　此外,還有政策法規上的問題在困擾那些試圖在中國回收電子垃圾的IT企業。根據記者了解,由惠普和佳能支持的回收渠道所得到的打印機廢舊墨盒寥寥無幾,多數墨盒要么被居民無意識地丟棄,部分則被市場上的小販通過不正規渠道拿去“廢物利用”,再次填充后賣到市場上去。不正規的企業處理墨盒會污染環境,也擠壓了正規回收企業。

　　目前,中國現有的關于廢棄家用電器電子產品回收管理條例,其核心是針對回收管理,而不是回收再利用。它遵循1992年中國加入的《巴塞爾公約》,禁止電子垃圾跨省運輸,這就使得企圖統一處理電子垃圾的跨國公司在某種程度上遇到法規上的障礙——可能將電子垃圾收集上來,也很難將其運送到自己支持的企業去進行再利用的加工。

　　“說到底,在中國推動包裝廢棄物的回收和再利用,需要政府、行業、企業各司其職。”楊斌認為,“在中國,政府為循環經濟立法尤其重要,而公眾的垃圾分類和環保意識也需要政府來推動和宣傳。”

　　而這遠非利樂,甚至幾家大型包裝生產商通力合作就能辦到。

　　因此,利樂、包裝協會和一些包裝使用和生產廠商建議,中國政府可以將其他國家地區的經驗納入正在制定的《包裝物回收利用管理辦法》。

　　在與包裝物回收利用有關的三個群體中,目前國際通行的模式是:由政府制定法律法規,指導企業和居民對垃圾進行分類和處理;政府有關部門或是生產者有責任組織對包裝使用企業發放補貼。比如可口可樂、卡夫統一收取包裝處理費(費用分攤比例則由包裝使用企業與包裝生產企業自行協商);政府對廢棄包裝處理企業給予稅收、采購政策的支持;收取包裝管理費的組織對相關包裝處理企業發放補貼;同時,在整個包裝處理鏈條中,政府有關部門要起到監督和核查的作用。

　　但是,“歐洲通行的生產者責任制未必適合中國,因為(循環經濟)更多地牽扯到社會問題。”國家環境保護部固體廢物管理處處長鐘斌則指出,真正要形成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循環經濟制度需要很長時間。各國都要根據實際情況來制訂政策細則。

　　事實上,歐洲人對此早有體會。根據楊斌回憶,當利樂中國的成員訪問歐盟廢棄物包裝管理機構的時候,就有歐盟官員告誡他們,在發展中國家“千萬不要照搬德國的回收模式”。

　　所謂德國模式,是指歐盟中一些東歐國家效仿德國,由企業和政府牽頭投資建立了昂貴的回收體系,結果引發了一場正規軍(政府企業支持的回收部門)和拾荒大軍的資源爭奪戰。其結局是,硬生生搶奪了后者的飯碗。

　　業內認為,現在看來,對于第三個群體,也就是拾荒者群體的組織管理中,巴西政府的做法可能最值得仿效。

　　1992年,巴西非盈利環保組織“塞普利”(CEMPRE)成立,這個組織幫助政府將拾荒者收編成為了類似合作社的法人組織——這等于是通過政府的許可和支持將垃圾分揀產業化,并使拾荒者的地位合法化。由于合作社的工作是勞動力密集型工作,這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意味著可以創造更多工作機會。

　　在這個實驗中,政府負責為合作社的垃圾分揀提供固定的地點或場所,“塞普利”和企業及其他NGO則為合作社提供核心設備(核心設備是壓縮打包機)和管理指導。合作社管理下的拾荒者的月平均收入可以達到200美元,相當于巴西最低工資水平的兩倍。

　　目前,巴西一共有300多個這樣的合作社,共創造了50多萬個就業機會。這種成功的管理模式使得巴西的5500多個城市中,到2004年有237個城市加入了垃圾分類處理的隊伍。另一個數字是,巴西的鋁易拉罐90億個,回收率達到96%,高居世界第一。其他的包裝比如:鋼易拉罐、紙箱、玻璃、PET飲料瓶和無菌包裝紙盒、塑料的回收率都居世界前列。

　　“所有這些國家的成功和失敗經驗都說明了一點,即循環經濟實驗能否成功,不取決于利樂一家公司,”楊斌承認,“但這也是我們為之努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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