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
　　結緣“利樂包”

　　利樂希望被丟進垃圾筒的廢包不是簡單地被焚毀或填埋，而是重獲新生。因此，他們想在中國找到一些愿意接受“循環經濟”理念的企業，通過市場手段，把工廠廢棄和被人們消費過的“利樂包”（也包括康美包和艾羅派克包）收集上來。

　　利樂包裝的三種成分分解后，長纖維紙漿是制造優質牛皮紙的原料，塑料和鋁亦能再次進入市場——這就使得兩家造紙廠得以進入利樂中國的視線。

　　郭振齊，北京鑫宏鵬紙廠廠長，還有杭州市富陽富倫紙廠的廠長羊軍，這兩個人走上用利樂包造紙之路，皆起因于2005年，利樂在中國開始全面推行的環保實驗。合作4年后的2009年，則注定成為他們各自職業發展的關鍵一年。

　　在遇到利樂前，郭振齊在大學當了10年老師，教的專業是造紙；之后，他為一家歐洲造紙設備商工作了10年。“那時在國貿大廈上班，”郭振齊說，那里是北京最繁華的地段。

　　2005年，郭接觸到利樂的環保項目。他的判斷是，國內造紙行業的原料來源同質化嚴重，而“利樂包”廢包這一來源卻無人涉足而且穩定——因為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牛奶等飲料的消費有增無減。于是，他收購了北京附近的一家瀕臨破產的福利紙廠，參與利樂的項目。

　　郭振齊現在的辦公室隱藏在周口店地區山腳下的一個村子里，旁邊是一家村辦砂石廠。他偶爾抱怨，這個“鄰居”揚起的灰塵導致造紙過程中要處理的雜質增多了。

　　羊軍的故事與之大同小異。富倫紙廠比鑫宏鵬紙廠還要更早一年加入項目——在富陽的大大小小400多個紙廠，其中多數原料來源都是進口廢紙。

　　“一開始，我在富陽跟人講‘循環經濟’，從政府部門到鄰居，沒人聽說過，”羊軍說：“我想，這就對了，這才是差異化競爭。”

　　利樂起初的想法是，在中國造就一條合乎商業規律的“循環經濟”鏈條，它參與和資助利樂包處理的技術研發，并為這些被選中的企業提供管理指導和一些設備投入，幫助他們進入市場。

　　“一旦它們的商業模式符合市場規律，能夠贏利而且自身的經營進入良性循環，”利樂中國副總裁楊斌說：“我們（利樂）就可以退出了。”

　　但中國的實際情況遠比計劃來得復雜。

　　一方面，中國城市生活垃圾收集的基本方式仍舊為混合收集，盡管從2002年起，政府提倡垃圾分類，但由于沒有明確相關法律規定，導致垃圾分類收集比率始終很低。另外一方面，真正樂意與利樂合作的企業一般規模和資金都很有限，單靠他們用收購價格拉動利樂包的回收，效率和數量都增長緩慢。

　　另外一個問題是，中國城市公共衛生體系中的官方回收渠道中有一大部分已被回收大戶和無數拾荒者所占領。做再生產品，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管理成本在全國面向拾荒者搭建起密集的回收點。

　　“一家產能上千萬噸的大型造紙企業，利用規模效應，大量進口廢紙造紙，可以享受退稅。”羊軍說，“富倫每年靠回收處理近1萬噸左右的廢棄紙制品和‘利樂包’，卻享受不到太多政策優惠。”

　　加上社會對再生產品的認識度不高，他們的產品被迫和市面上的普通牛皮紙進行價格競爭，“都賣4300元一噸。”利潤微薄導致企業很難擴大規模，“利樂包”的回收率自然也上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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