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教材內容出版與發行權放開之后，原本認為可以大干一場的仁愛教育又陷入一場膠著的戰斗

　　開學前四天，安徽五市臨時換下北京仁愛教育研究所(下稱“仁愛教育”)教材，不僅讓學生老師有點納悶，也讓仁愛教育所長趙勇有些不知所措。已運送到安徽省26個縣區仁愛教育專用倉庫的110萬冊教材又該如何處理？

　　以貴州省教材市場的收益為參照(賣100萬教輔書，可獲利50萬元)，仁愛教育此次在安徽五市的損失也就55萬元，這個數字對于趙勇來說算不上太大的損失，“但這樣的市場環境，還是給民營企業一定的打擊。”

　　2001年，教育部啟動教材多元化改革，其中一項就是向全國所有出版單位、個人、團體開放中小學教材的編寫權。同年，國務院也提出要改革“單一渠道”發行體制，引入新華書店以外的發行機構參與教材的發行，中小學教材的出版發行要面向全國招標。

　　但要真正打破堅冰并不容易，教材內容出版與發行權放開之后，更牽扯到大蛋糕的重新分配。

　　對于是否會以法律途徑處理此次安徽“教材門”事件，趙勇并沒有回答，但打官司幾乎成為趙勇一路走來的“重要標簽”之一。“如果這些年我不打官司，企業根本就沒法活。”趙勇說。

　　投入千萬研發教材

　　2001年之前，我國中小學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出版。當時，由于物流不發達，長途運輸很難保證每個學生在開學前拿到教材，于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把教材制成膠片，分發到各地出版單位，由當地負責印刷和供貨。各地出版單位須將教材總價的3%至4%，作為“租型費”上繳給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年，《中小學教材編寫審定管理暫行辦法》頒布施行，教材內容出版被放開，全國所有的出版單位、個人、團體都可以參與中小學教材的編寫。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中小學教材出版市場的利潤每年至少有300億元。各家出版社和民營企業自然都躍躍欲試。

　　此時，已在教材市場打拼近10年的趙勇同樣看到了希望。當年，他拿著3000萬元的存折找到教育部負責教材編寫審定的官員，表示愿意把錢作為保證金存在教育部。并向教育部提出申請，愿意完全用自己的資金，組織專家，依據國家的課程計劃和課程標準，編寫中小學教材。

　　按照規定，通過教育部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審定的教材，即可出版投入使用。但如果最終沒有通過審定，之前的投入也就打了水漂。

　　從1999年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啟動開始，趙勇就將公司的主要業務放在專業從事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研究工作上。與其他剛進入教材市場的出版社相比，趙勇雖具有優勢，但多年來也投入了千萬元在研發上。

　　但兩次35個學科的教材編寫申報后，只有化學(九年級)和地理(七、八年級)以及英語(七至九年級)三科通過。

　　但趙勇認為自己已經很幸運了。

　　2005年，仁愛教育和全國其他82家出版社研發的數百種教材，拿到了教育部核發的“準入許可證”。通過教育部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審定后，仁愛教育研發的初中英語教材直接進入山東等中小學教材市場流通，發行份額一度僅次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英語教材。

　　與地方利益博弈

　　原本認為可以大干一場的趙勇沒想到一場膠著的戰斗才剛剛開始。

　　2005年3月教育部、財政部頒布《免費教科書政府采購工作暫行辦法》，以及國務院批復國家發改委、新聞出版總署、教育部《關于擴大中小學教材出版發行招標投標試點有關問題的請示》，使得2002年就開始的招投標試點猛然提速。

　　這使得出版社以及發行機構面臨巨大的考驗。

　　按照原來的政策，教材由新華書店發行，新華書店可穩獲28%的毛利。但免費教科書招標以后，為中標，競標者從一開始就打價格戰，出版讓利10%～15%，發行讓利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