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改制時代： 中小出版社遭遇發展之困
2011-10-09 09:14 來源：中華讀書報 責編：王岑
- 摘要：
- 隨著改制基本完成，中國的出版業進入了后改制時代，出版社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單體中小出版社面對在資金、技術、管理、人才等方面都有明顯優勢的大出版社、地方出版集團及數字出版的沖擊和擠壓，步履維艱。
【CPP114】訊：隨著改制基本完成，中國的出版業進入了后改制時代，出版社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單體中小出版社面對在資金、技術、管理、人才等方面都有明顯優勢的大出版社、地方出版集團及數字出版的沖擊和擠壓，步履維艱。對于中小出版社來說，壓力中的重中之重還是市場瓶頸問題。中小型出版社在后改制時代如何求解？如何突破市場重圍？中小社邁出的第一步，由中央編譯出版社牽頭，近30家中央級出版社合作的學術社科中盤“北京中盤聯合圖書有限公司”已經呼之欲出。
改制后的出版企業面臨著數字出版的沖擊和市場的無序競爭及大出版社、出版集團的擠壓等三重壓力，盡管單體中小出版社從上個世紀到今天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和積累，但在新的形勢下，依然面臨著新的發展困窘。
“春秋無義戰”：
后改制時代的出版格局
在后改制時代，單體中小出版社面臨的壓力愈來愈大，不僅僅是要面臨著出版社間的競爭，如作者資源、營銷渠道和人才資源等資源的爭奪，更重要的是曾經充當中小出版社“發行中盤”的新華書店總店業務的停滯，加上地方出版、發行集團的迅速崛起，都使中小型出版社進入地方新華書店的壁壘進一步加深。
所謂的“春秋無義戰”，主要指改制后的市場信用欠佳為特點的圖書流通領域的市場無序，及一些出版業上市公司缺乏力挺圖書主業的社會責任，以及面對數字出版進逼、不知所措情況下無意識的市場信用缺失等無奈�；仡�60年來的中國出版業，我們不難發現，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的30多年中，出版社生活在計劃經濟的懷抱中，無憂無慮，以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所為首的幾個發行所包銷全國范圍內出版社的所有產品。上世紀80年代中期，出版社自辦發行以來，雖然一些規模較大的老牌出版社在逐步發展自己的營銷網絡，但隨著200余家中央級出版社和大學出版社的接踵創立，京所的中盤勢力激增。上世紀末，京所一般圖書銷售額已近40個億（當時的全國銷售額150億左右，其中一般圖書60億左右），大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勢。對各地新華書店頗多制約，此時的市場還算有信義可言。但隨著各大社自辦發行逐步成型，加之總店的用人不當，其業務到本世紀初已不堪一擊，對市場失去了威懾，一些地方書店遂有不義之舉，如某省店7折進貨5折批發（從進貨伊始就算計著不想回款）、大鐘寺悲劇，隨后的掛歷大戰、教輔自殺，直至近年的第三極謎局、京東、當當秒殺，都給出版業造成了極大的損失。而最近某上市公司的低折扣進書、批發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覺。
單體中小出版社主要是中央級出版社，改制后，其生存環境日漸艱難，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作者資源和人力資源的爭奪�？绲赜驙帄Z作者資源的現象越來越多。中小出版社在面對各方面都強有力的大出版社、大集團和數字出版商（包括運營商）的競爭時，顯然處于劣勢地位。
二是地方集團地域市場壁壘的擠壓。改制后，新建立的地方出版集團，大都有意無意地助推了地方保護，過去中央級出版社借助總店能發的貨，現在發不出去。部分地方出版集團把地方新華書店當成自己的發行部，盡管輿論上反對地方保護，但操作中自然是盡力保護本省和本版圖書的市場覆蓋和銷量。新華書店總店曾經擔負中央級出版社整個銷售量的30~50%左右，它的衰落，對中央級出版社影響很大，因為沒有了代理商、沒有了中盤，不得已只好靠資助出版甚至靠買賣書號來茍延殘喘。北京的200多家中央級出版社，大部分以做社會科學類圖書為主，其中，學術書所占比例甚大。這些社的銷售碼洋大多在3000~5000萬之間，很難在地方市場上有較強的話語權和較好的市場待遇。
三是數字出版的沖擊。閱讀形式多樣化，對紙質圖書的擠壓是不可逆轉的。那種一個出版社一年靠幾十種、幾百種圖書就可以過“小康生活”或“獨霸一方”的局面已維持不了多久了。
改制前后短短數年功夫，中央級出版社便出現明顯的分層現象：一大批有資產優勢和行業發行優勢的大社逐漸成為書業大鱷，如電子工業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人民郵電出版社、人民衛生出版社、電子工業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和輕工出版社等，背靠主管主辦單位出資人的豐厚資源（人脈、資金、房產）和多年積累，它們能堅持主業，并漸漸突破出版范圍，向社科、教育等領域拓展。
在中小型出版社中，一類是仍可依靠專業渠道和行政資源繼續維持生存的，即便如此，這其中大多數的出版社也意識到，要持續發展不能僅僅依靠行政資源，因為行政資源的萎縮已勢不可擋。在市場經濟的疾速發展及出版業進一步成熟的情況下，大多數出版社已逐漸向市場圖書拓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如中央黨校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等。另一類恰恰是一些行政資源微薄，幾乎完全靠市場生存的中小出版社，憑著多年在市場上的摸爬滾打，堅守主業和產品特色，堅持以本版圖書進入良性發展，逐步完善自我造血功能，建立起了市場主體地位。如中國青年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新星出版社、社科文獻出版社等，這些社處于小康，還活得有滋有味，但規模仍偏小，競爭力不強。
除去以上兩類尚能生存或小步拓展的少數中小型中央級出版社外，大多數中央級出版社仍處在慘淡經營的境地，主要是因其發行市場主體地位未確定，首先是產品未能自主化，市場未能主體化，未能利用本版書的運作培養起一支產品研發、市場營銷和專業管理隊伍，未能解決自我造血功能。深究起來，一直以來的買賣書號，甚至改制中許多出版社的難產和改制后的維艱，都和新華書店總店業務的停滯相關，對這些出版社的影響之巨，將延續很長一段時間。
改制后的出版企業面臨著數字出版的沖擊和市場的無序競爭及大出版社、出版集團的擠壓等三重壓力，盡管單體中小出版社從上個世紀到今天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和積累，但在新的形勢下，依然面臨著新的發展困窘。
“春秋無義戰”：
后改制時代的出版格局
在后改制時代，單體中小出版社面臨的壓力愈來愈大，不僅僅是要面臨著出版社間的競爭，如作者資源、營銷渠道和人才資源等資源的爭奪，更重要的是曾經充當中小出版社“發行中盤”的新華書店總店業務的停滯，加上地方出版、發行集團的迅速崛起，都使中小型出版社進入地方新華書店的壁壘進一步加深。
所謂的“春秋無義戰”，主要指改制后的市場信用欠佳為特點的圖書流通領域的市場無序，及一些出版業上市公司缺乏力挺圖書主業的社會責任，以及面對數字出版進逼、不知所措情況下無意識的市場信用缺失等無奈�；仡�60年來的中國出版業，我們不難發現，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的30多年中，出版社生活在計劃經濟的懷抱中，無憂無慮，以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所為首的幾個發行所包銷全國范圍內出版社的所有產品。上世紀80年代中期，出版社自辦發行以來，雖然一些規模較大的老牌出版社在逐步發展自己的營銷網絡，但隨著200余家中央級出版社和大學出版社的接踵創立，京所的中盤勢力激增。上世紀末，京所一般圖書銷售額已近40個億（當時的全國銷售額150億左右，其中一般圖書60億左右），大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勢。對各地新華書店頗多制約，此時的市場還算有信義可言。但隨著各大社自辦發行逐步成型，加之總店的用人不當，其業務到本世紀初已不堪一擊，對市場失去了威懾，一些地方書店遂有不義之舉，如某省店7折進貨5折批發（從進貨伊始就算計著不想回款）、大鐘寺悲劇，隨后的掛歷大戰、教輔自殺，直至近年的第三極謎局、京東、當當秒殺，都給出版業造成了極大的損失。而最近某上市公司的低折扣進書、批發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覺。
單體中小出版社主要是中央級出版社，改制后，其生存環境日漸艱難，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作者資源和人力資源的爭奪�？绲赜驙帄Z作者資源的現象越來越多。中小出版社在面對各方面都強有力的大出版社、大集團和數字出版商（包括運營商）的競爭時，顯然處于劣勢地位。
二是地方集團地域市場壁壘的擠壓。改制后，新建立的地方出版集團，大都有意無意地助推了地方保護，過去中央級出版社借助總店能發的貨，現在發不出去。部分地方出版集團把地方新華書店當成自己的發行部，盡管輿論上反對地方保護，但操作中自然是盡力保護本省和本版圖書的市場覆蓋和銷量。新華書店總店曾經擔負中央級出版社整個銷售量的30~50%左右，它的衰落，對中央級出版社影響很大，因為沒有了代理商、沒有了中盤，不得已只好靠資助出版甚至靠買賣書號來茍延殘喘。北京的200多家中央級出版社，大部分以做社會科學類圖書為主，其中，學術書所占比例甚大。這些社的銷售碼洋大多在3000~5000萬之間，很難在地方市場上有較強的話語權和較好的市場待遇。
三是數字出版的沖擊。閱讀形式多樣化，對紙質圖書的擠壓是不可逆轉的。那種一個出版社一年靠幾十種、幾百種圖書就可以過“小康生活”或“獨霸一方”的局面已維持不了多久了。
改制前后短短數年功夫，中央級出版社便出現明顯的分層現象：一大批有資產優勢和行業發行優勢的大社逐漸成為書業大鱷，如電子工業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人民郵電出版社、人民衛生出版社、電子工業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和輕工出版社等，背靠主管主辦單位出資人的豐厚資源（人脈、資金、房產）和多年積累，它們能堅持主業，并漸漸突破出版范圍，向社科、教育等領域拓展。
在中小型出版社中，一類是仍可依靠專業渠道和行政資源繼續維持生存的，即便如此，這其中大多數的出版社也意識到，要持續發展不能僅僅依靠行政資源，因為行政資源的萎縮已勢不可擋。在市場經濟的疾速發展及出版業進一步成熟的情況下，大多數出版社已逐漸向市場圖書拓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如中央黨校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等。另一類恰恰是一些行政資源微薄，幾乎完全靠市場生存的中小出版社，憑著多年在市場上的摸爬滾打，堅守主業和產品特色，堅持以本版圖書進入良性發展，逐步完善自我造血功能，建立起了市場主體地位。如中國青年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新星出版社、社科文獻出版社等，這些社處于小康，還活得有滋有味，但規模仍偏小，競爭力不強。
除去以上兩類尚能生存或小步拓展的少數中小型中央級出版社外，大多數中央級出版社仍處在慘淡經營的境地，主要是因其發行市場主體地位未確定，首先是產品未能自主化，市場未能主體化，未能利用本版書的運作培養起一支產品研發、市場營銷和專業管理隊伍，未能解決自我造血功能。深究起來，一直以來的買賣書號，甚至改制中許多出版社的難產和改制后的維艱，都和新華書店總店業務的停滯相關，對這些出版社的影響之巨，將延續很長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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