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出版公司的數字化進程，首先表現在對經營理念的探索和革新上，這些公司以培育適應新技術要求的新的商業模式為著眼點，探索出了“從內容生產向內容服務轉變”的發展途徑。這一經驗也正在成為數字化時代各國出版業發展的共識。
　　
　　在數字出版盈利模式并不十分清晰的環境下，雖然各自的情況不同、起點不一，但國際出版商應對技術革命的成功經驗，值得珍視。產業融合的加劇，出版必須顯示出與其他產業不可比擬的強大優勢，以及網絡技術不可取代的專業功能，才有持續發展的空間和借助新技術不斷壯大的可能。這種不可替代的專業優勢就是內容生產。數字轉型解決的是內容如何與技術結合，從而進一步拓展內容生產、傳播、銷售空間的問題，因此，從傳統紙質出版向現代數字出版的轉型，從傳統內容生產向以內容和服務并重的現代經營業態轉型，也應該同時作為我國出版產業進行戰略調整的主要內容。
　　
　　角色定位的轉變，必然要求出版的經營范圍向相關產業資源拓展，出版業與傳媒業的整合必將成為發展趨勢。在此形勢下，如果出版業固守從內容生產到渠道銷售的直線型傳統產業鏈，技術轉型將無從實現，傳統產業也終會走向窮途末路。中國出版業必須在做好個性化、多樣化內容生產的同時，通過嫁接、衍生等多種手段，打造多元創造、多元經營、多元傳播的內容生產服務平臺，推動產業結構由垂直型向網狀型升級，形成內容與科技、專業與衍生、文化與經濟融合的新型產業經營模式。
　　
　　從盲目消耗到有效出版，實現產業發展的綠色轉型
　　
　　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對“可持續發展”作了如下定義：“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這個定義包括兩個關鍵詞：“需要”和“限制”。一方面，要滿足人類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要對“需要”所造成的對未來環境的危害加以限制。對出版業來講，這種“需要”指的是產業發展的需要，“限制”則是指對于支持發展的資源、環境所構成的浪費或破壞的限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出版所指向的“資源”，除了有形的物質、文化資源，還有無形的精神、文化資源；所指向的“環境”，除了顯在的自然環境，還有潛在的人文環境。未來出版產業發展需要的能力一旦被突破，將不僅對自然環境造成危害，更主要的則是對構成人文環境的道德體系和價值觀念產生直接影響。
　　
　　作為內容產業，出版生產主要依賴的資源是文化資源，生產的過程就是借助于開發，使文化資源所包含的價值被社會認識和了解的過程。此外，出版產品的生產還同時消耗其他物質資源如紙張、油墨等。從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和“限制”講，出版的可持續首先是對文化資源的“需要”和“限制”，也就是說，在內容生產過程中，出版經營者必須充分考慮文化資源的承載力和文化生態環境的適應性。這不僅包括對有形文化資源的保護，還主要指對文化所蘊藉的內在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的正確挖掘，有效避免“偽文化”的泛濫所導致的文化資源的廉價侵蝕和膚淺損害，還原文化本身的真實性和深刻性，并將以傳承并發揚光大。其次，才是對物質資源的“需要”和“限制”。因此，綠色出版蘊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對人文環境的妥善維護，二是對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和保護。由于維護文化生態是其核心環節，所以，綠色內容是綠色出版的主體。
　　
　　當前，我國傳統出版業依舊是品種數量上的繁榮，而“繁榮”的背后存在許多無效出版的現象。無效出版不僅嚴重造成了自然資源的極大浪費，使出版企業付出高額成本，而且使文化生態遭到損害，使出版屢遭詬病。因此，推行綠色轉型必要而緊迫。從國際上看，綠色轉型成功而有效的做法就是內容創新。在出版全球化浪潮中，產品可以復制，技術可以引進，創新能力和品牌卻無法拷貝。因此，走出“重擴張、輕管理，重規模、輕效率”的誤區，樹立“資源約束、資源優化”的新出版理念，營造創新的文化氛圍和價值取向，應當成為我國出版產業謀劃綠色轉型的戰略基點。（作者為山西出版傳媒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