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版印刷：新見史料與商務印書館研究
2012-05-24 11:05 來源：文匯報 責編：喻小嘜
- 摘要：
- 那么，新史料有沒有呢？這些新史料對商務印書館研究有沒有可能開辟出新的研究呢？我感到的確有大量新史料有待于整理和解讀，并且這些新史料將促使我們不再滿足于現有的研究話題和研究范圍。
【CPP114】訊：商務印書館研究為中國現代學術史提供了一個說不盡的話題，但在新世紀的10年中，除《張元濟全集》的編輯、出版有明顯的實績外，其他絕大多數研究都相對停滯，原因之一是大量新史料未被援用。在不久前舉行的第四屆張元濟學術思想研討會上，本文作者介紹了若干新史料，為商務印書館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商務印書館研究的停滯及原因
商務印書館研究是1980年代以來中國人文學術研究中的一個亮點，尤其是從中國現代學術史、文學史和近現代史研究的角度，商務印書館真是提供了一個說不盡的話題，給一度乏味的學術界吹進清新的空氣。史料比較集中的《商務印書館九十年》《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張元濟日記》《張元濟書札》《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以及《張元濟詩文》等，給相關的文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新視野和新課題，也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30年來，不斷產生的研究成果顯示了這一研究領域對很多研究者而言，依然具有濃厚的吸引力。但在新世紀的10年，商務印書館研究并沒有像預期的那樣，有較大幅度的進展，除了《張元濟全集》的編輯、出版有明顯的實績外，其他研究絕大多數是在原有范圍內兜圈子，具體地說，援用的材料沒有新的增加；研究方法沒有實質性的變化；研究課題也不出1980年代的范圍。
造成這種學術研究停滯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史料方面沒有取得新進展。研究者彼此援用的史料，大都是30年前的東西，這30年間新發現的史料，要么沒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夠重視，要么很多研究者根本就不知道。如此一勞永逸地躺在原有史料基礎上的研究，怎么可能會有新的創意呢？近10年中，國家社科課題、教育部社科課題以及學術出版物中，與商務印書館相關的研究時有出現，像《小說月報》研究、《東方雜志》研究等項目，都列入過國家級的社科研究項目。這些研究別的不說，單從史料方面看，并沒有比1980年代的研究有多少新進展，彼此翻來覆去，引用的史料來源都很相似。正是因為史料發掘上有相當的難度，所以，在商務印書館研究上，比較多的研究是采用變換闡釋角度的方法，一般而言，主要是吸收西方文化研究的方法，或者從印刷資本主義的角度，來梳理商務印書館的成長歷史；或者從知識分子研究的視角，來分析商務印書館知識群體的社會影響；或者從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尤其是《東方雜志》《婦女雜志》《小說月報》等標志性期刊，來透析中國文化的現代特征�？傊�，這10年中，闡釋能力是強化了，但史料卻沒有新的開掘。
可資引用的新史料
那么，新史料有沒有呢？這些新史料對商務印書館研究有沒有可能開辟出新的研究呢？我感到的確有大量新史料有待于整理和解讀，并且這些新史料將促使我們不再滿足于現有的研究話題和研究范圍。就我所接觸到的與商務印書館相關的史料，有如下方面：
商務印書館研究的停滯及原因
商務印書館研究是1980年代以來中國人文學術研究中的一個亮點，尤其是從中國現代學術史、文學史和近現代史研究的角度，商務印書館真是提供了一個說不盡的話題，給一度乏味的學術界吹進清新的空氣。史料比較集中的《商務印書館九十年》《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張元濟日記》《張元濟書札》《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以及《張元濟詩文》等，給相關的文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新視野和新課題，也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30年來，不斷產生的研究成果顯示了這一研究領域對很多研究者而言，依然具有濃厚的吸引力。但在新世紀的10年，商務印書館研究并沒有像預期的那樣，有較大幅度的進展，除了《張元濟全集》的編輯、出版有明顯的實績外，其他研究絕大多數是在原有范圍內兜圈子，具體地說，援用的材料沒有新的增加；研究方法沒有實質性的變化；研究課題也不出1980年代的范圍。
造成這種學術研究停滯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史料方面沒有取得新進展。研究者彼此援用的史料，大都是30年前的東西，這30年間新發現的史料，要么沒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夠重視，要么很多研究者根本就不知道。如此一勞永逸地躺在原有史料基礎上的研究，怎么可能會有新的創意呢？近10年中，國家社科課題、教育部社科課題以及學術出版物中，與商務印書館相關的研究時有出現，像《小說月報》研究、《東方雜志》研究等項目，都列入過國家級的社科研究項目。這些研究別的不說，單從史料方面看，并沒有比1980年代的研究有多少新進展，彼此翻來覆去，引用的史料來源都很相似。正是因為史料發掘上有相當的難度，所以，在商務印書館研究上，比較多的研究是采用變換闡釋角度的方法，一般而言，主要是吸收西方文化研究的方法，或者從印刷資本主義的角度，來梳理商務印書館的成長歷史；或者從知識分子研究的視角，來分析商務印書館知識群體的社會影響；或者從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尤其是《東方雜志》《婦女雜志》《小說月報》等標志性期刊，來透析中國文化的現代特征�？傊�，這10年中，闡釋能力是強化了，但史料卻沒有新的開掘。
可資引用的新史料
那么，新史料有沒有呢？這些新史料對商務印書館研究有沒有可能開辟出新的研究呢？我感到的確有大量新史料有待于整理和解讀，并且這些新史料將促使我們不再滿足于現有的研究話題和研究范圍。就我所接觸到的與商務印書館相關的史料，有如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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