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古代版印技術對印刷術發明的貢獻
2012-08-17 08:57 來源：云南日報 責編：陳培
- 摘要：
- 南詔大理國時期的云南少數民族，在制作當地盛行的模印梵、漢文磚瓦，以及雕刻業火葬墓梵文經咒碑幢的過程中，無意中為我國版印技術的發明奠定了萌發的基礎，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毫不夸飾地說，云南古代民族是我國印刷術起源的奠基者，他們對華夏文明所做的巨大貢獻永遠值得贊譽和載入史冊。
【CPP114】訊：“云南精神”史談
核心速讀
南詔大理國時期的云南少數民族，在制作當地盛行的模印梵、漢文磚瓦，以及雕刻業火葬墓梵文經咒碑幢的過程中，無意中為我國版印技術的發明奠定了萌發的基礎，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毫不夸飾地說，云南古代民族是我國印刷術起源的奠基者，他們對華夏文明所做的巨大貢獻永遠值得贊譽和載入史冊。
印刷術是中國古代的一大發明，這是世界早已公認的。那么我國的印刷術最早起源于何時、何地，是在怎樣的歷史背景和文化氛圍中產生的？這正是我在本文中所要探討的主要問題。我的基本觀點是：中國版印技術肇始于南詔中、晚期至大理國初（即公元8世紀末至10世紀初葉），起源地即今洱海區域，最早形成于當地民間有字磚瓦生產的手工作坊。
有關版印技術起源的爭議
南詔大理國時期云南有無印刷業，這是我國史學界和考古學界都很關注的學術問題。因為目前學術界在我國印刷業的起源及其發展歷程的研究中，往往要提到唐宋時期云南的印刷業。因此，有關南詔大理國時期云南有無印刷術，唐代劍南西川節度使轄地是否為我國（也是世界上）印刷術最早的起源地，大理國時期的《佛說長壽命經》究竟為版印還是寫本經卷等問題，自然就成為學術界爭議的主要焦點。學術界有爭論是很正常的，尤其印刷術的發明，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之一，有不同看法，甚至長時間的爭議而難下結論，這只會對解決懸而未決的學術問題更為有利，而不會使其更加復雜化。在此我先談對上述問題的初步看法，然后再討論南詔大理國時期云南有無印刷術，以及它和中國印刷術起源的相關問題。
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大理地區先后發現過幾批南詔大理國時期的出土文物，諸如大理崇圣寺三塔、弘圣寺塔、佛圖寺塔、洱源三營火焰山塔及鳳儀北湯天董氏宗祠等。其中重要文物有紙本、絹本佛經和各種質地的佛教造像、塔模及法器等。在大量紙本佛經中，我們又特別關注其所用紙張是否為南詔大理國時期云南產的柘皮紙，以及除寫本經卷外，有無版印佛經。
經初步查證，已發現的大理紙質佛經中，除部分破損嚴重無法辨認外，大部分為寫本經，只有少量為版印件，其中有大理國時期的，也有部分為元代遺物。元代有紀年的版印件，如鳳儀北湯天董氏宗祠發現元仁宗延祐五年的《大華嚴方廣普賢滅罪稱贊佛名寶懺經》，其落款題記為“中慶路清涼山報國禪寺沙門自周述”；佛圖寺塔出有元惠宗至正四年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其題記為“蒼山僧人趙慶刊造”等。也就是說，從現有的出土文物看，目前云南還未發現過南詔時期的版印佛經，也許當時還未出現印刷術，或者已有印刷術，尚未用于佛經刊印。大理地區的印刷業大致形成于大理國時期，至元代中、晚期才逐漸成熟。鑒于上述情況，目前學術界對南詔大理國印刷業的形成時間大致有兩種不同看法：一種意見認為，南詔時期云南還未出現版印技術，至大理國晚期或元代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響，云南才形成當地的印刷業；另一種意見認為，目前尚未發現有明確紀年的大理國刻本佛經（元代的倒不少），因此云南印刷業是否形成于大理國晚期，還有待于對已有刻本佛經做進一步研究，并期待用將來的考古新發現證實。比較穩妥的說法，還是將云南出現印刷業的時間定在元代為好。
坦率地說，我不大同意以上兩種看法。我認為南詔晚期至大理國初，云南已有自己的印刷業，不過這種印刷技術一直停留在印刷業的早期階段版印生產，而不是我國內地宋代以來印刷業成熟階段的活字印刷。至于有明確紀年的南詔大理國印刷品目前在云南尚未出現，那是因為早期刻本佛經數量較少，或因年代久遠多朽壞殘缺（有的僅存經軸），現已無法辨認。但是，我們通過殘存部分的紙質、字跡、經文布局及版式結構等特征，再用考古學常用的類型比較法，同樣可以確定它們的時代和版式（亦即寫本或刻本）。而且在目前大家公認的無紀年刻本佛經中，已經能夠區分出部分為大理國遺物；或者有紀年的大理國寫本佛經中，同樣能區分出部分為大理國刻本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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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詔大理國時期的云南少數民族，在制作當地盛行的模印梵、漢文磚瓦，以及雕刻業火葬墓梵文經咒碑幢的過程中，無意中為我國版印技術的發明奠定了萌發的基礎，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毫不夸飾地說，云南古代民族是我國印刷術起源的奠基者，他們對華夏文明所做的巨大貢獻永遠值得贊譽和載入史冊。
印刷術是中國古代的一大發明，這是世界早已公認的。那么我國的印刷術最早起源于何時、何地，是在怎樣的歷史背景和文化氛圍中產生的？這正是我在本文中所要探討的主要問題。我的基本觀點是：中國版印技術肇始于南詔中、晚期至大理國初（即公元8世紀末至10世紀初葉），起源地即今洱海區域，最早形成于當地民間有字磚瓦生產的手工作坊。
有關版印技術起源的爭議
南詔大理國時期云南有無印刷業，這是我國史學界和考古學界都很關注的學術問題。因為目前學術界在我國印刷業的起源及其發展歷程的研究中，往往要提到唐宋時期云南的印刷業。因此，有關南詔大理國時期云南有無印刷術，唐代劍南西川節度使轄地是否為我國（也是世界上）印刷術最早的起源地，大理國時期的《佛說長壽命經》究竟為版印還是寫本經卷等問題，自然就成為學術界爭議的主要焦點。學術界有爭論是很正常的，尤其印刷術的發明，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之一，有不同看法，甚至長時間的爭議而難下結論，這只會對解決懸而未決的學術問題更為有利，而不會使其更加復雜化。在此我先談對上述問題的初步看法，然后再討論南詔大理國時期云南有無印刷術，以及它和中國印刷術起源的相關問題。
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大理地區先后發現過幾批南詔大理國時期的出土文物，諸如大理崇圣寺三塔、弘圣寺塔、佛圖寺塔、洱源三營火焰山塔及鳳儀北湯天董氏宗祠等。其中重要文物有紙本、絹本佛經和各種質地的佛教造像、塔模及法器等。在大量紙本佛經中，我們又特別關注其所用紙張是否為南詔大理國時期云南產的柘皮紙，以及除寫本經卷外，有無版印佛經。
經初步查證，已發現的大理紙質佛經中，除部分破損嚴重無法辨認外，大部分為寫本經，只有少量為版印件，其中有大理國時期的，也有部分為元代遺物。元代有紀年的版印件，如鳳儀北湯天董氏宗祠發現元仁宗延祐五年的《大華嚴方廣普賢滅罪稱贊佛名寶懺經》，其落款題記為“中慶路清涼山報國禪寺沙門自周述”；佛圖寺塔出有元惠宗至正四年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其題記為“蒼山僧人趙慶刊造”等。也就是說，從現有的出土文物看，目前云南還未發現過南詔時期的版印佛經，也許當時還未出現印刷術，或者已有印刷術，尚未用于佛經刊印。大理地區的印刷業大致形成于大理國時期，至元代中、晚期才逐漸成熟。鑒于上述情況，目前學術界對南詔大理國印刷業的形成時間大致有兩種不同看法：一種意見認為，南詔時期云南還未出現版印技術，至大理國晚期或元代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響，云南才形成當地的印刷業；另一種意見認為，目前尚未發現有明確紀年的大理國刻本佛經（元代的倒不少），因此云南印刷業是否形成于大理國晚期，還有待于對已有刻本佛經做進一步研究，并期待用將來的考古新發現證實。比較穩妥的說法，還是將云南出現印刷業的時間定在元代為好。
坦率地說，我不大同意以上兩種看法。我認為南詔晚期至大理國初，云南已有自己的印刷業，不過這種印刷技術一直停留在印刷業的早期階段版印生產，而不是我國內地宋代以來印刷業成熟階段的活字印刷。至于有明確紀年的南詔大理國印刷品目前在云南尚未出現，那是因為早期刻本佛經數量較少，或因年代久遠多朽壞殘缺（有的僅存經軸），現已無法辨認。但是，我們通過殘存部分的紙質、字跡、經文布局及版式結構等特征，再用考古學常用的類型比較法，同樣可以確定它們的時代和版式（亦即寫本或刻本）。而且在目前大家公認的無紀年刻本佛經中，已經能夠區分出部分為大理國遺物；或者有紀年的大理國寫本佛經中，同樣能區分出部分為大理國刻本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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