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歐美充滿活力的3D打印企業，不僅在技術上嘗新，而且在商業模式上也有創意。

　　2007年由飛利浦提供啟動資金的Shapeways，令人矚目的就是它“云打印”概念的O-O(線上線下)商業模式。它像Facebook一樣打造自己的用戶社區，社區集銷售、定制、設計于一體：顧客可以在網上選定產品的三維設計方案，或直接上傳自己設計好的3D模型，并選擇材料，支付一定費用后，Shapeways會用3D打印機將其制造出來并郵寄上門。截至2012年6月，該公司累計打印超過100萬件產品；其制造社區中有超過6000家提供設計服務的商家和個人；還有15萬活躍用戶。

　　Shapeways以技術和新的商業模式先后贏得三輪融資，總金額超過1700萬美元，由此實現了其在紐約創辦“未來工廠”的夢想。

　　由于3D打印在美國制造業的巨大應用潛力清晰顯現，美國總統奧巴馬2011年宣布，并在2012年國情咨文中重申：政府計劃每年向先進制造技術投資5億美元，并在四年后，提高到每年10億美元，以提升美國的領先地位。

　　中國的科研、工業界也開始重新審視思考這一技術。2012年，顏永年重返3D打印領域，他發現最大的變化是：“以前需要跟政府官員講解半天什么是3D打印，現在省了不少口舌。”

　　共性技術缺失：產研學錯位

　　太爾時代，是2003年顏永年和幾個學生湊錢成立的。限于清華教授的身份，顏當時未直接參與運營，其子顏旭濤是公司副總經理。

　　在攻克小型3D打印FDM設備時，太爾時代遇到了如何能讓噴頭順暢、穩定地出絲，如何提高精度，如何增加可打印材料的多樣性等問題；而工業級3D打印機的研制中難啃的骨頭更多：材料、微滴噴射技術和激光技術等，這些被業內人士稱為“共性技術”。

　　事實上，不僅是3D打印企業，中國目前產業升級碰到的核心瓶頸，就源于產業共性技術的嚴重缺失。

　　所謂共性技術是指那些蘊含潛在機會——可以在多個產業中廣泛應用——的技術或工藝，它既是基礎研究邁向市場應用的第一步，又具有被一個產業或多個產業共享的潛力�？梢�，共性技術的突破，與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皆密不可分。

　　在發達國家的創新體系中，大學主要進行基礎研究，研究所側重于共性技術研究，企業主要致力于應用性研究和最后的產品化，產研學三方在市場機制下合作互補。但在中國，這三者的關系，卻呈現出錯位競爭的局面，致使科研與產業嚴重脫節。

　　從大學來講，對基礎研究的熱情正在下降�；�礎研究，是原始創新的基礎，它意味著人才的培養、數據和成果的積累。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元稱，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的布局，關系一個國家十年二十年的發展，因此穩定持續的投入非常重要。

　　然而，1999年后，中國的基礎研究占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R&D)支出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趨勢。2005年至2010年，這一比例從5.36%降至4.59%，而美國基礎研究經費始終占R&D總支出10%以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中，法國、澳大利亞、瑞士均在20%以上。

　　與此同時，中國的大學越來越熱衷于應用研究，且伸長手腳，自辦企業。3D打印產業就呈現出濃厚的“高校軍團”的色彩：除清華大學的北京殷華外，西安交通大學派生出陜西恒通智能機器有限公司，武漢濱湖機電技術產業有限公司則依托于華中科技大學。

　　顏永年作為校方代表曾出任北京殷華的董事長，公司團隊主要由他實驗室的教師和學生及外聘的幾名工人組成。公司一年賣兩三臺3D打印設備就可以支撐運營經費，盈利部分則需給校方分成。很快，這個校屬企業就遇到了維持易、做大難的局面。由于經營業績與個人收入的關系不大，且教師和學生對發表論文、評職稱的興趣遠超過銷售產品，導致研究方向多瞄準高、精、尖題材，對來自市場的信號則表現遲鈍。

　　事實上，幾家依托高校建立的3D打印企業，都未能在熱銷的3D打印小型設備上有所建樹。

　　中國科學院原副院長楊柏齡就指出，教授抓一幫學生，辦一個小企業。這樣的產業化不僅對創建研究型高校和研究機構不利，而且從企業規模上講，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也上不了臺面。實際上，它是滿足小團體利益的小富即安的模式。

　　大學應在技術出了“孵化期”后，將其轉給企業實現商業化，從而脫離高校管理。最早做出3DP打印技術的麻省理工學院，就通過技術轉讓實現了商業化，它把工藝分成四條技術路線，分別賣給四家公司，其中一家名為Z Corp的公司，現在已占據了業內領先地位。

　　2012年，顏永年吸取往年的經驗，徹底離開了大學，他找到投資方，注冊了一家新公司。

　　從科研院所來講，同樣缺乏研究并解決共性技術的興趣。3D打印初進入中國那幾年，即1999年之前，中國的科研體系還屬于計劃經濟體制：企業只管生產，技術研發由科研院所進行，并無償轉讓給企業，結果前者沒動力，后者研發能力薄弱。是年7月，國務院下達《關于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由此啟動科技體制的一次重大改革。

　　當時，全國范圍內的上千家技術開發類科研院所進行了轉制：脫下事業單位的“官衣”，不再享有國家財政撥款，轉變為自負盈虧的科技型企業。

　　北京技術市場協會顧問林耕，對轉制后的這些企業進行調研，發現其中很少憑借原有的技術優勢，為其他企業提供技術服務，絕大多數放棄了長期共性技術研究，轉向能在短期內解決生存問題的應用開發。

　　而歐美企業對3D打印技術的系統性開發，都離不開應用型研究所。德國弗朗霍夫激光研究所擁有20多臺激光直接加工金屬設備，但它只做應用研究，不做產品，專門為其他機構直接提供生產、咨詢服務。

　　從企業來講，經過十多年發展，僅從研究開發的經費支出看，中國企業似乎已經成為創新主體。2010年，企業執行的R&D支出占全社會此類支出73.4%，這一數據高于美英法，接近韓日。2005年至2010年，擁有研究開發活動的大中型工業企業數量從6874個增加到12889個，而企業科技機構數量也從9352個增加到16717個。

　　但是，提供以上數據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分析結果卻顯示：大量的研發資金被用于解決企業生產中的工藝性問題、產品層面的研發，這些只能算技術改進，而非最關鍵的技術創新。“國內企業仍滿足于發達國家的高技術溢出效應，大力引進國外生產線，靠二流技術依然可以賺錢。”中國科學院原副院長楊柏齡稱。

　　在這樣的格局下，桎梏著諸多產業升級的共性技術難題，事實上卻處于無人攻堅的狀態。

　　趕超模式的弊端

　　不論是企業界、研究所還是大學，都流露出強烈的重視短期利益、急于求成的心態，這與中國制造業始終處于規模追趕狀態直接相關。

　　后進國的產業趕超發展一般分為三個階段：規模追趕、技術追趕和創新導向。

　　改革開放30多年里，中國形成了產業規模優勢。在可統計的500多種工業產品中，有220種產品的產量居世界第一。各級政府擅長于追趕型和規模擴張的產業模式，企業也習慣將國外的技術拿來，憑借低成本、低端制造、大規模出口展開競爭。

　　然而，“新興產業和既有的產業升級絕不適用于這種追趕模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馮飛分析。

　　中國政府也努力通過制定專項規劃，來確定戰略性技術發展方向，但是，以追趕為特點的跟隨體制，往往使得技術在外力的推動下，為達標而創新，產業內生的發展力量遭到破壞。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路風舉例說明，科技部不久前出臺的一項規劃，“從技術上、邏輯上就都不對”。這個名為《新型顯示科技發展“十二五”專項規劃》的文件稱，三維顯示技術最有生命力，且終將成為顯示技術共性平臺的下一代顯示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