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在上海市虹口區電子書包試點項目中擔負研發重任。該社副社長王健直言，電子書包的實施，涉及硬件設備、系統平臺、軟件廠商、教育機構等多個不同領域的各方協調配合，需要的是頂層設計和統一架構。“試點其實是在試‘錯’，知道哪些是不需要的，哪些是要改進的。從試點情況來看，教育主管部門發揮的作用更大。
　　
　　據記者了解，由于商業模式的不確定，在試點過程中，參與電子書包項目的出版機構基本沒有實現盈利，大多靠參與政府主導的電子書包項目的項目基金來進行內容研發。一些有實力的出版機構將電子書包納入教育數字化項目中，欲實現內容、平臺、硬件的結合，目前也處于整合內容階段，談不上盈利。王健透露，上海虹口區將在今年9月份形成具體的收費方式，付費主體為政府的可能性很大。
　　
　　即便企業熱情投入、媒體積極宣傳，電子書包的春天并非陽光明媚，從行業標準等規范性文件的出臺，到教學資源配備與相關軟件支持，以及教育部門、學校與家長的權利義務的確認，都存在待散的陰霾。
　　
　　記者采訪中了解到，目前電子書包試點主要存在以下幾類問題：一是設備展現效果與健康安全問題。iPad等背光彩屏設備長期使用可能會損傷視力；電子紙技術雖然環保、健康、省電，但其展現能力有限。此外，硬件的耐用性和更新性等存在操作難題。二是教學方式的改革。毛文鳳感慨，最難的是教學習慣的改變，“老師們習慣了‘黑板+紙質圖書’和灌輸式的教學模式，改變為多媒體一體機和互動式教學模式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三是內容缺失制約發展。電子書包需要豐富的、多元化的內容，既要基于現有的紙質教材，又要在展示方式、內容等方面高于現有教材。但目前還基本上處于教材多媒體化的狀態。此外，還存在渠道推廣手段單一、數字教材標準不統一、硬件設備價格偏高等問題。
　　
　　關于電子書包“裝”了什么、該“裝”什么，業內有不同的聲音。數字出版行業人士李南直言不諱：“某些企業不顧長遠發展，在電子書包里安裝司空見慣的各種公版書，或是不知從哪里廉價采購來的類似盜版書的課外讀物，不僅在內容上沒有任何吸引力，體驗上也不敢恭維，排版錯亂、錯字連篇更是家常便飯。如此書包，能指望誰來買單，更不用談盈利模式！”
　　
　　出版機構更具競爭優勢
　　
　　業內人士有一個共識，內容將會是電子書包行業中極具競爭優勢的一大板塊。“在同類產品中，用戶最直觀的比對就是內容資源的充實與否，電子書包的技術本身并不是壁壘。”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數字化中心主任、江蘇鳳凰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宋吉述在實地考察韓國的電子書包發展情況后發現，韓國電子書包的研發更側重于教材內容的多媒體化、數字化，即自有內容的深度開發，對于國內一直關注的專門化硬件設備則沒有過多花心思。
　　
　　毛文鳳推測，隨著電子書包的普及，數字化內容的更新與提供將成為電子書包未來的最大盈利模式。數字化內容不僅僅是把傳統的紙質圖書碎片化，更是在碎片化的同時，用新的教學模式與教學理念，背景資源，甚至以動漫、動畫等全新的圖式，串起一個全新的趣味性的互動性課堂。
　　
　　“在電子書包開發的這股熱潮中，我認為出版社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不要走入全面開發、謀求全面掌控的誤區。”宋吉述打比方，就像現在的電視產業，電視臺管理內容，企業負責生產電視機，哪個電視臺如果想把內容與電視機捆綁，生產、訂制一種特別的電視機，肯定行不通。電子書包領域同樣如此，將來會有無數的各類企業參與不同領域的開發，出版社所擅長的，可能只是內容領域。宋吉述坦言，鳳凰集團與我國臺灣元太公司2010年開始合作，在電子書包項目推廣過程中遇到一些問題，使得雙方成立專門的公司推進此項目的計劃擱淺。
　　
　　因地制宜研發數字內容
　　
　　目前，不少出版社都建立了以電子課本為核心的電子書包研發團隊。通常以課本編輯和技術編輯為核心，組織教育行政部門、科研部門人員加入，吸收一部分教師提供教學經驗并作為“關鍵用戶”，在紙質課本主編和編寫者的配合下進行內容研發，交由技術公司制作。
　　
　　王健將數字化教材分為四個層次：紙質教材數字化、多媒體數字教材、互動式數字教材、集聚式數字教材。他告訴記者，華東師大社在開發過程中遵循8個原則，包括以課程標準為依據，尊重教材編寫原則，著重開發互動功能、支持新的教學方式，允許個性化內容的載入，提供教學管理和評價工具等。上海某電子書包開發責任人提出了內容研發的四個要素：研發要遵循國家頒布的課程標準；要面向教學過程；要適應數字教學環境和各種電子終端；要基于出版社社內的數字化編纂流程。
　　
　　時代新媒體出版社從內容入手，獨辟蹊徑，以無紙化教材作為電子書包的突破口，繞開專門硬件設備，依托于學校的多媒體教室，“不傷筋動骨，直接走進課堂”。在該社社長劉桂霞眼里，出版機構是內容策劃者、創造者，應服務于新的教學模式，成為教學模式的創造者。據了解，時代新媒體出版社與安徽省教科院于2010年合作開發無紙化教材項目，目前已在安徽省16個地市的29所學校進行了《信息技術》學科的無紙化教材推廣試驗，并在爭取秋季學期的訂單。她介紹，下一步，該社還會根據教材性質、載體形式選擇開發的形式，考慮借助于Pad、電腦或者其他硬件形式，豐富教材內容，探索符合發展需求的無紙化教材模式。
　　
　　劉桂霞提到，在國內，電子書包主要從義務教學階段做起，推廣中遇到了不少問題，下一步我國的高等教育類出版社不妨將眼光投向電子書包的高等教育部分，比如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數字教材從高等教育教材做起，有經驗可以借鑒。
　　
　　新事物的出現總是利弊共存，人們對電子書包還有諸多的不信任和質疑的聲音。正如上海市教委基礎教育處處長倪閩景所言，“信息化的潮流不可抗拒，從個人計算機進入校園，到云計算應用于教學，教育在信息化的推動下正在深刻轉型”。對于大多數出版機構來說，做好內容數字化、多媒體化的深度開發，潛心蟄伏、等待時機也許是應對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