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析，按道理說，供給函數、需求函數及兩者之間的動態轉換函數，并不在一個政策體系之下，也就是方程之間的變量是獨立的，或者即使有兩個方程的變量不獨立，但是變量的數目大于方程的數目，頂層設計和政策運用的自由度仍然非常大，供給層面的改革和需求層面的維穩，以及動態換擋都可以游刃有余的在各自的維度推進。但是，當外部環境和動態路徑的約束將變量的空間收窄到一定程度，不同維度的政策之間產生直接或間接沖突的時候，我們就發現必須將三大命題放到同一個方程體系內來擺布有限的政策資源，因為這個時候就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緊約束時刻。
  
  具體來說，改革動力來自于經濟增速的換檔，9.5-10%檔位的改革訴求肯定會遠遠低于7-7.5%檔位，這是“危機是形成改革共識”這一轉軌動力學假說的量化表現。從這個角度來說，改革需求是經濟增速的減函數，改革需要換擋，換擋倒逼改革。但同時，改革的推進會屢屢觸碰維穩的底線，前幾年的數據也表明，一旦供給管理的力度趨緊，錢荒、債務危機、企業破產的壓力就會快速增大，對維穩產生巨大的挑戰。另一方面，如果維穩政策超調，對舊模式產生“強心劑”效應，過度打壓市場內生的出清需求，那么維穩本身不僅不再是改革的“護花使者”，而是改革的“鎖鏈”甚至“掘墓人”；因為一旦改革的風險和成本逐漸暴露且超預期，加上路徑依賴產生的動態扭曲，改革函數很可能從供給端退化到需求端，歷史就需要重現開始。
  
  外部條件的束緊，正在將凱恩斯和新古典催逼到同一個坐標體系內對話，這一幕在中國經濟政策體系中早已發生，但所發生的沖突在2015年可能表現的更加典型和鮮明。通過技術型變換，中國經濟面臨的多元非線性方程，在2015年可以簡化為改革、維穩和換擋三元非線性方程組從長期來看可以進一步簡化為改革-發展二維空間。政策層需要在頂層設計中尋找這個三角問題中的平衡點。眾所周知，在求解政策方程的過程中，最讓人憂慮的是方程的變量小于方程的個數，這就是所謂的“丁伯根難題”蒙代爾三角悖論可以看成是此難題的一個特例。我們慶幸的是，由于政治經濟體系的特殊性，中國政策當局掌握的工具仍然很多，政府資產負債表對經濟沖擊的置換和消化能力仍有余地，只是讓人警惕的是政策工具的邊際效應正在快速遞減，比如財政支出的乘數效應，較十年前可能減半。
  
  文章稱，對于2015年，面對改革、換擋和維穩的三重疊加目標，在對應的三大政策變量中，我們給出的偏好排序是“產業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或者進一步說貨幣寬松應定向服務于財政投資，財政投資應在經濟維穩的同時定向支持新興產業的發展。這個表述，或許可以作為2015年中國經濟粗略的“解析解”，而此解的金融映射很可能就是產業資本的結構性大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