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沒考上大學。我并不沮喪，因為班級同學沒幾個考上的。在那個時代提高考，人們總是漫不經心，獲得高中文憑，就足以在社會立穩腳跟。

  我從小過著優渥穩定的生活，父親是省委機關干部，母親是師范大學職工。四個兄弟姐妹中，我與父親關系最緊張，卻依然憑借父親的關系進了工廠。在全省最大的國營印刷廠印刷技術研究所的排版車間，我成了一名學徒工。在電腦剛剛普及的年代，每天坐在厚腦瓜顯示屏前敲打鍵盤，可謂是一種奢侈。

  酒足飯飽之余，我常常懷想在國營工廠上班的歲月。我總是一手握著酒杯，另一只手的食指隨著音調起伏，在桌沿上有規律地敲擊，模仿著宋丹丹演出小品時的口吻，驕傲極了。30多臺大電腦，一個車間，從領導到學徒工就好幾十人！”

  每周五晚，所長會在不到100平的舞廳舉辦員工舞會。每逢中午輪換崗位，我和四五個同事還會溜進隔壁啤酒屋，喝得紅光滿面。兩毛五一瓶的沈陽黃牌，一個人就能造六七瓶，點上一盤花生米，一盤拌干豆腐，炒個溜肝尖。年輕職工沒有雞毛蒜皮的煩惱，日子更是逍遙。

  但好景不長，安穩歲月很快被打破。很快就迎來了下崗潮。國營企業連連虧損，不堪重負的國家決心改革，號召企業破產重組，工人下崗再就業。沈陽的大街小巷，響徹著 “從頭再來”的歌聲。

  剛20歲出頭的我清醒地看見，私人印刷廠如“雨后春筍”一樣出現，國營廠子是怎么都競爭不過私人印刷廠。全成、美程、北陵、新干線……數不清的私營印刷廠一夜之間拔地而起，刷新了這座城市的產業圖景。

  我所在的排版部門，被研究所連機器帶人一起轉賣給了遼寧彩色圖文印刷公司。這是一家私人工廠，每個人都有兩個選擇，要么留在岌岌可危的研究所任由單位分配崗位，要么放棄國企工人身份，在私企打工。

  1996-1997年間，由于國有企業大面積虧損，以及隨之而來產權改造運動，下崗工人總量達到1500萬人。所里的印刷機器老化，管理愈加消極，零件壞了，報修設備科，我們會一直拖到交稿前一天，領導們卻不覺得這樣的工作氛圍有什么問題。我在這里待的時間越長，越能感受到所長只會打空話，廠子前途堪憂。

  最終，我選擇從國企下崗，跟隨部門轉到新私營單位。我很慶幸，進入私營工廠后，我由排版部門換到業務部門，憑借出色的洽談能力，在短短5年內升任了業務經理。我主要負責對接出版社，拉印刷業務，監督工時，并交付成品，完成一定基數還能獲得提成。

  再就業后，我聽說一個同行老業務員65歲還在干。我覺得，自己也能干到那個年紀。在印刷行業浸潤了30多年，我對這個行業明里暗里的規則輕車熟路，我不曾料想的是，變化遠沒有結束。

  2015年，一紙紅頭文件改變了行業狀況出臺《印刷業務集約管理經營管理辦法》。媒體解釋說，這是“打出深化改革組合拳，挖潛內在活力”。對私營印刷廠來說，這意味著失去出版社的印刷訂單。全省最大的生意來源，隨著這份文件消失了。

  看到文件標題的剎那，我明白，又要重新洗牌了。我記得很清楚，“也就是那幾年，要開始振興東北國營經濟，私人經濟又不行了。”

  兩大國營工廠突然合并，成為集團直屬印刷大廠。集團投入巨資，重新裝修出版大樓，用原地皮變賣的資金，購買進口設備。同時，各大出版社被要求對外下調印刷價格。

  我所在公司的設備只適合印刷教材書刊，根本接不來廣告和宣傳單的活。過了春節，老板干脆直接轉賣了機器。開了21年的廠子，沒了。經歷過下崗的我意識到，要找新工作了。

  30年的從業經驗，是我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賴以生存的最大本錢。我和妻子不同，妻子曾在初中畢業后考取會計證，念過兩年大專。對于50歲的中年人，知識和體力都不再是競爭的資本，只有真正掌握一門實用的技能，才能在飄搖的社會里站穩。

  依靠30年的行業人脈，我在一年內輾轉了幾家印刷廠，換了好幾個新老板，總歸在一家廠子固定下來了。目前印刷廠和出版社之間，幾乎斷了合作，我只能聯系社會上的私人圖書發行商，接一些排版訂單。有時還能接到企業文件、手冊之類的印刷訂單，這才沒讓印刷機器徹底荒廢。

  到了月底，我甚至不太好意思拿工資。現在，我拼盡渾身解數為公司攬的業務，也抵不上過去業績的一半。每個夜晚對我都是煎熬，我害怕第二天太陽升起時，曾經任職的印刷廠倒閉場景會重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