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循環使用爭議不斷 出版單位的利潤縮水
2010-03-29 00:00 來源:出版商務周報 責編:項麗津
- 摘要:
- “教材循環使用中的暴露出的社會公共問題依舊存在,并未得以解決。”
【CPP114】訊:2006年,國家首次將“鼓勵教科書循環使用”寫進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中。2007年年底,教育部、財政部發出文件,要求從2008年春季學期開始,建立部分國家課程教科書的循環使用制度;各級教育行政部門負責組織實施本地區免費教科書的循環使用工作。至此,教材循環使用進入了“規定動作”的時代。
然而,對于教材循環政策依舊存在著諸多的爭論,而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依舊沒有得到解決。
試點各異
政策頒布兩年以來,各個地區教材循環的工作進展不盡相同。
在循環的科目上,根據主管單位要求,首次納入循環使用的教科書包括小學的《科學》、《音樂》、《美術》(或 《藝術》)等8門。除了國標的副科教材外,一些省份,如山西、山東的地方教材,地市、校本的《信息技術》等教材也和國標副科教材一樣,實行循環使用。
在循環范圍上,大多數地區主要是農村地區進行教材的循環,城市則沒有實行。而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如廣東省并未開展循環工作,北京市原本計劃在2009年秋季展開的教材循環使用也遲遲未見“行動”。
雖然循環要求從2008年春季學期開始實施試點,但是由于政策出臺時,2008年春季的教材征訂工作已經基本到位,因此,大部分省份的教材循環時間是從2008年秋季開始。
教育部規定,為保證循環科目教材的質量,按循環周期三年計算,中央財政每年安排這些教科書款的1/3左右,用于循環教科書的補充更新,同時鼓勵地方課程免費教材也進入循環范圍。地方的教材循環書款,則由省級財政撥款,國家規定在3年的循環使用期內每年的循環率要達到30%,而像東南部發達地區,如江蘇省,就加大了循環力度,將循環率降到了30%,周期延長至5年。
利潤縮水
教材循環之后,對于原創出版社以及各省、市、自治區集團或多或少地產生了影響。對于原創出版社,特別是一些以出版國標副科教材為主的出版社,銷售收入和利潤的減少更加明顯,而對于集團層面,教材循環的影響似乎并不致命。
有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有家以出版國標版本的《信息技術》等副科教材為主的出版單位,每年損失的銷售碼洋達約達1.7億元。人民美術出版社的《美術》教材在全國義務階段的覆蓋率為60%,而該社社長常汝吉表示,“教材循環對于原創出版社的影響并沒有想象中的嚴重。”常汝吉坦言,在剛剛進行循環之后,1/3的循環率相當于減少了60%左右的供貨率,情況并不樂觀,經過兩年的時間的市場反應,該社的銷售碼洋只損失了20%左右,大大超出了預期。對于這樣的現象,常汝吉分析了兩方面的原因:首先,一些發達地區并沒有施行教材循環使用,有些地區則是只在農村實行,而像人口大省四川省,因為地震的影響,推遲了教材循環的時間;其次,循環之后,許多家長選擇了自己掏錢購買教材,因此,出版單位在租型中的效益雖然有所下降,但是直供的數量仍然在增加。
相對于原創出版社,集團既是租型單位,又是教材的供應單位,對他們的影響究竟如何呢?記者此次采訪了江蘇、山東、山西、浙江等多家出版集團。據了解,推行教材循環使用后,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每年的銷售額下降約2億碼洋;山東作為人口大省,出版集團年銷售碼洋下降了一半左右,相關人士表示,損失的利潤不好統計;浙江省減少的銷售碼洋約8000萬;山西、湖南等地也表示有了一定的影響,具體數據并未透露。
教材循環對于各個省、市出版集團的影響并非單一的表現在出版利潤上,而是出版、發行、印制、紙張供應等各個環節損失的綜合顯現。多家出版集團認為,對于出版集團本身,規模上的影響是必然的,但是損失并不致命。
問題未決
山西出版集團教材中心主任岳欣則認為,相較于出版集團或者原創出版單位的利潤縮水,更重要的、也是最急迫的是,教材循環使用中的暴露出的社會公共問題依舊存在,并未得以解決。
“主管單位曾經一度表示,要修訂教材的印制標準,我們一直等到了今天,還是沒有正式的文件出臺。”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許多需要循環的教材用了半年就已經出現了掉頁、磨損等問題,根本無法堅持到循環周期的結束。湖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劉清華指出,根據國際慣例,進行循環使用的教材必須用全木漿加厚卡紙印刷,裝上騎馬釘并改用膠裝,封面必須加厚,成本將是現有教材的3~5倍。這樣一來,國家投入的經費并沒有減少,循環使用的意義——“減輕學生負擔”也不存在了。
“在我們的調查中顯示,許多地區根本就不知道該怎么樣保存循環的教材,更不要說如何正確地消毒了,傳染病,也給循環造成了負擔。”有業內人士表示。在一些業內人士所作的關于教材循環使用現狀的調查中顯示,許多學生反映,循環的教材使用不順手還得去書店購買新書;還有這樣的誤區產生,如《科學》、《藝術》、《信息技術》等,容易讓人產生錯覺,這使得本來就不受重視的副科地位更加尷尬,對普及素質教育有一定的負面影響。
教材的版本問題則反映在兩個年級在教材版本的銜接上。岳欣介紹,這種現象主要體現地市級的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上。他告訴記者,許多地方教材在兩個年級之間是不同的版本,比如去年4年級留下的教材與即將升入4年級的學生用的是兩個版本的教材,內容無法銜接,根本無法實現循環。
許多業內人士指出,教材循環使用到底能給國家減少多少資源并沒有權威的統計數據。而新課標修訂方案公布在即,教材市場將面臨著新一輪的“更新換代”,教材全面修訂的開始,似乎讓教材循環使用的未來更加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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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循環使用,好事如何辦好?
然而,對于教材循環政策依舊存在著諸多的爭論,而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依舊沒有得到解決。
試點各異
政策頒布兩年以來,各個地區教材循環的工作進展不盡相同。
在循環的科目上,根據主管單位要求,首次納入循環使用的教科書包括小學的《科學》、《音樂》、《美術》(或 《藝術》)等8門。除了國標的副科教材外,一些省份,如山西、山東的地方教材,地市、校本的《信息技術》等教材也和國標副科教材一樣,實行循環使用。
在循環范圍上,大多數地區主要是農村地區進行教材的循環,城市則沒有實行。而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如廣東省并未開展循環工作,北京市原本計劃在2009年秋季展開的教材循環使用也遲遲未見“行動”。
雖然循環要求從2008年春季學期開始實施試點,但是由于政策出臺時,2008年春季的教材征訂工作已經基本到位,因此,大部分省份的教材循環時間是從2008年秋季開始。
教育部規定,為保證循環科目教材的質量,按循環周期三年計算,中央財政每年安排這些教科書款的1/3左右,用于循環教科書的補充更新,同時鼓勵地方課程免費教材也進入循環范圍。地方的教材循環書款,則由省級財政撥款,國家規定在3年的循環使用期內每年的循環率要達到30%,而像東南部發達地區,如江蘇省,就加大了循環力度,將循環率降到了30%,周期延長至5年。
利潤縮水
教材循環之后,對于原創出版社以及各省、市、自治區集團或多或少地產生了影響。對于原創出版社,特別是一些以出版國標副科教材為主的出版社,銷售收入和利潤的減少更加明顯,而對于集團層面,教材循環的影響似乎并不致命。
有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有家以出版國標版本的《信息技術》等副科教材為主的出版單位,每年損失的銷售碼洋達約達1.7億元。人民美術出版社的《美術》教材在全國義務階段的覆蓋率為60%,而該社社長常汝吉表示,“教材循環對于原創出版社的影響并沒有想象中的嚴重。”常汝吉坦言,在剛剛進行循環之后,1/3的循環率相當于減少了60%左右的供貨率,情況并不樂觀,經過兩年的時間的市場反應,該社的銷售碼洋只損失了20%左右,大大超出了預期。對于這樣的現象,常汝吉分析了兩方面的原因:首先,一些發達地區并沒有施行教材循環使用,有些地區則是只在農村實行,而像人口大省四川省,因為地震的影響,推遲了教材循環的時間;其次,循環之后,許多家長選擇了自己掏錢購買教材,因此,出版單位在租型中的效益雖然有所下降,但是直供的數量仍然在增加。
相對于原創出版社,集團既是租型單位,又是教材的供應單位,對他們的影響究竟如何呢?記者此次采訪了江蘇、山東、山西、浙江等多家出版集團。據了解,推行教材循環使用后,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每年的銷售額下降約2億碼洋;山東作為人口大省,出版集團年銷售碼洋下降了一半左右,相關人士表示,損失的利潤不好統計;浙江省減少的銷售碼洋約8000萬;山西、湖南等地也表示有了一定的影響,具體數據并未透露。
教材循環對于各個省、市出版集團的影響并非單一的表現在出版利潤上,而是出版、發行、印制、紙張供應等各個環節損失的綜合顯現。多家出版集團認為,對于出版集團本身,規模上的影響是必然的,但是損失并不致命。
問題未決
山西出版集團教材中心主任岳欣則認為,相較于出版集團或者原創出版單位的利潤縮水,更重要的、也是最急迫的是,教材循環使用中的暴露出的社會公共問題依舊存在,并未得以解決。
“主管單位曾經一度表示,要修訂教材的印制標準,我們一直等到了今天,還是沒有正式的文件出臺。”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許多需要循環的教材用了半年就已經出現了掉頁、磨損等問題,根本無法堅持到循環周期的結束。湖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劉清華指出,根據國際慣例,進行循環使用的教材必須用全木漿加厚卡紙印刷,裝上騎馬釘并改用膠裝,封面必須加厚,成本將是現有教材的3~5倍。這樣一來,國家投入的經費并沒有減少,循環使用的意義——“減輕學生負擔”也不存在了。
“在我們的調查中顯示,許多地區根本就不知道該怎么樣保存循環的教材,更不要說如何正確地消毒了,傳染病,也給循環造成了負擔。”有業內人士表示。在一些業內人士所作的關于教材循環使用現狀的調查中顯示,許多學生反映,循環的教材使用不順手還得去書店購買新書;還有這樣的誤區產生,如《科學》、《藝術》、《信息技術》等,容易讓人產生錯覺,這使得本來就不受重視的副科地位更加尷尬,對普及素質教育有一定的負面影響。
教材的版本問題則反映在兩個年級在教材版本的銜接上。岳欣介紹,這種現象主要體現地市級的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上。他告訴記者,許多地方教材在兩個年級之間是不同的版本,比如去年4年級留下的教材與即將升入4年級的學生用的是兩個版本的教材,內容無法銜接,根本無法實現循環。
許多業內人士指出,教材循環使用到底能給國家減少多少資源并沒有權威的統計數據。而新課標修訂方案公布在即,教材市場將面臨著新一輪的“更新換代”,教材全面修訂的開始,似乎讓教材循環使用的未來更加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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